韩亚卫

一九六二年困难时期，我父亲韩向阳任职福建闽侯地委常委宣传部长。一次下乡到某县检查工作，该县县委书记是我父亲老部下。 谈完工作后恰值午饭时间，书记将我父亲带到机关大食堂吃饭，饭菜与机关工作人员一样，一小罐蒸地瓜米，一小碟清水包菜。书记见我父亲面黄饥瘦，颧骨突出，实在于心不忍，于是悄悄到厨房交代了一下。一会儿，厨房给我父亲多上了一小碗水煮黄豆，碗里还加了一个荷包蛋。我父亲一见，勃然大怒，立刻叫炊事员把后勤科长找来，指着那碗黄豆训斥道：“这算什么？困难时期，搞特殊化！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样子吗？！把这作为典型事例，作出深刻检查！”。后勤科长为难地告诉我父亲，这是书记交代的。我父亲一听，更加怒不可遏，马上叫县委办公室把书记叫来。在食堂里，我父亲为这一小碗水煮黄豆把书记整整骂了半个小时。见书记承认了错误，我父亲态度才缓和下来，告诫说：“我们都是老党员了，在群众生活困难时期，应该以身作则，比群众吃更多的苦，做更多的工作，才能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。怎么忘记了这个基本原则了呢？！”最后，责令将这碗黄豆送到县医院住院部才算了事。后来，在地委组织生活会上，我父亲还为此作了自我批评，为自己没有及时阻止而检讨，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

另一件事。八十年代初，我父亲任省教育厅副厅长，分管组织人事工作，比较忙。一次，我回到家，见父亲坐在椅子上正看信，桌子上还堆着一堆信。我随口问他：“看什么？”父亲回答：“是群众来信。”我知道父亲习惯上班时处理其他事务，下班时将群众来信带回家，以便有充裕的时间细看。我不经意的站在父亲身后看他手上拿的那封信。那是一个小学教师的来信，记得好像姓游，在某县海边一个偏远小镇小学任教，妻子和他同在一所小学教书。信里说他家在城关，父母年事已高，无人照顾，希望将妻子调回城关，以尽到赡养孝敬的义务。印象中这老师是教语文的，信写得真挚诚恳。我看到信封上收信人写着父亲的名字，于是问父亲：“他怎么知道你？”父亲也回答不上来，只说：“可能是打听的吧。”后来，我看到父亲在信的空白处批注了几行字，原话我忘了，大意是交办给人事处，一定落实解决。我转身走开，并很快忘了这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个星期天上午，有人敲我家门，是我去开的门。门外站着一位瘦高黝黑的中年人，手里提着一个小竹篮。这人有点怯生生地问我这是不是某厅长家？我一面应承一面回头叫我父亲。父亲出来后看看这人，不认识。这人自我介绍说他是那海边小镇的游老师。啊哈，我父亲想起来了，立刻招呼他进屋坐。游老师满怀感激地说了几句话，大致是与我父亲素眛平生，只是写了一封信，妻子现已调入城关小学，解决了很大的家庭困难，非常感谢之类的，说完后，举起小竹篮，揭去上面盖的报纸，是几只海螃蟹。我父亲骤然色变，指着游老师的鼻子吼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？！你一个学校老师，共产党员，搞这一套！送礼！成何体统！像什么话！哪里学来的这种风气？！给我滚出去！”游老师瞬间脸色煞白，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站在一旁也吓得不敢吭一声。我很少见到父亲发火，他平时是个温和谦逊的人，发这么大的火实在少见。游老师低下头去，连声说：“我错了我错了。”稍一会儿，我父亲才平静下来，把游老师叫进房，请他坐下喝茶。我在一旁陪着。一边喝茶，父亲一边教导游老师：党员要像个党员的样，要坚决抵制不正之风，不搞庸俗的那一套，更不允许行贿送礼。这是成为一名合格党员的基本条件。说得游老师直点头。聊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，父亲留游老师在家吃了饭，临走时还给了他十元钱路费，并特地交代他将那篮螃蟹带回家孝敬父母亲。

 父亲去世后，我在整理他的旧书信时，还看到一封游老师回到家不久给我父亲的来信，信中感谢我父亲教诲的成分比感谢妻子调动事的成分更多，能感觉内心深处的感触，同样写得真挚恳切。我在这信封上赫然看见父亲用红笔写的几个字“党员教育问题”。我所说的父亲的这两件事都是真真实实的。这样的事我父亲还有很多。

    我父亲是洛阳人，1938年入延安抗大，毕业后任八路军386旅炮团排长、指导员、教导员、团政委，历经大大小小近百场战役，解放后历任县委书记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、省教育厅副厅长。1984年离休，1989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

 父亲去世时身无长物，家徒四壁，工作几十年靠工资一分一角攒下来一万元钱，就是他所有的积蓄。就是这仅有的一万元钱，在他去世后，也按他的遗愿全部捐给了他故乡的中学。我母亲送别父亲时拟了一付这样的挽联：半世纪风风雨雨，一辈子清清白白。

我觉得这是父亲最真实的写照，也是最恰当的评价。